2019年10月22日，袁隆平（右二）与测产专家组考察位于长沙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试验示范田。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1970年4月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箭指苍穹、“神舟”凌空——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开启中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之旅。

　　“身穿我国自己研制的航天服，我们都会完成好每一次出舱任务，浩瀚太空必将留下更多的中国身影、中国足迹！”航天员刘伯明豪情万丈。

　　曾几何时，因工业制造及相关工艺水平较低，被钱学森称之为“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的载人飞船“曙光一号”最终尘封在一张张构思图和一个个试验中。

　　而今，从“嫦娥”探月到“天问”登火、从跑出“中国速度”的新冠疫苗到跻身世界领先水平的5G技术、从万米深潜到航母入列……中国以一系列突破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飞跃，让古老的东方涌动起创新之潮。

　　中国科技崛起的背后，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国党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引领科技事业不断前行的奋斗历程。百年来，党领导科技事业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筚路蓝缕，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坚实有力支撑。

　　以同志、同志、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同志为总的党中央，始终重视科技事业，带领中国科技界，领导全国人民在求得民族独立的战火硝烟中休戚与共、播种奠基，在新中国一穷二白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自主创新、屹立潮头。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大势，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坚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重视程度之高、政策密度之大、推动力度之强前所未有。

　　中国党在领导科技工作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总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从思想到战略再到行动的完整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继承、创新与发展，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建设科技强国的纲领和指南。

　　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构筑了自己的科技事业，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研发体系，并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注入了自强的灵魂。

　　1949年，中国，北京，城楼上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响彻历史的天空。

　　接过掌管新中国的钥匙，摆在中国党人面前的是亟待重振的河山，是同样艰难的如何尽快富起来、强起来的宏大命题。

　　这曾经是一个创造了璀璨文明的民族，但在现代科技上，它已经落得太远。彼时，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仅600余人，专门科学研究机构仅有30多个，科研设备严重缺乏，基础设施落后，部分科学家流落海外，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科技发展总体上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100年！

　　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便应运而生。这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光辉起点，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史由此掀开崭新的一页。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在“五四运动”爱国、科学和精神感召下诞生的中国党，始终把科学作为一种精神和振兴中华的重要手段予以遵循和推崇。中国党自成立起便成为中华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的忠实代表，也成为中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的领路人。

　　早在抗日战争的残酷年代，虽然的主要精力是指挥斗争和武装斗争，但依然决定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提倡自然科学。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

　　在统治区，我们党就对科技工作者进行了长期深入细致的工作，推动科技工作者参加抗日救亡和运动，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加入党的队伍，成为党和人民的科技工作者。

　　1945年，在党的影响下成立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表明中国党已经成为当时追求进步的科技工作者的核心。

　　饱读史书的对历史有自己的判断：“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很大的。没有这样一个，单是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类似的话，在多个场合强调过。

　　1949年10月31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亲自颁发中国科学院铜质印信。

　　与此同时，各地人民政府在接管旧中国留下的科研、试验机构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迅速恢复、调整和建立当地的研究机构。到1956年，全国共有地方科研机构239个，研究人员4000余人。

　　1958年9月，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联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从此，中国科技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统一组织。

　　新中国成立仅仅两个月，“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即成立。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邀请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号召留学国外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国，是当时的重要决策之一。

　　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郭永怀、师昌绪等一大批日后在各领域做出彪炳史册贡献的伟大科学家们破除一切艰难险阻、怀抱对祖国的浓浓感情，陆续回到中国这片热土。

　　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已经达到3000多人，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全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他们中大多数人成为新中国各个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在那个燃烧的年代，带领着全国科研人员在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

　　集结回国的科学家们和新中国迅速成长起来的科技队伍，很快等来了中央发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1956年1月，北风卷起阵阵黄沙吹向中南海朱色的围墙，中央委员、国务委员、部长、副总理、各省省委以及八个党派的成员聚集在怀仁堂聆听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里写道。

　　这段线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总理一方面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作出了正确估计和判断，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问题，鲜明地指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科学技术的巨大和迅速进步面前，我们已经落后，“我们必须急起直追”“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在上述两个方面极其重要论断的基础上，他着重阐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和措施，如何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考虑和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郑重地提了出来。

　　主席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中号召，中国党人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队伍有了，环境有了，如何向科学进军？1956年初，中央开始着手为新中国科技事业描绘一幅可以遵循的蓝图。

　　在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下，以中国科学院为基础，全国400多名科学家、近20位苏联专家集结到一起，用了半年时间即编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张科技发展蓝图——《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十二年科技规划》集中钱学森等众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意见，经过集思广益，反复论证，本着“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提出有全局性意义的12项重点任务，在人力、物力上优先予以保证。对某些特别重要而在我国却很薄弱甚至还是空白的学科，采取了紧急措施，如发展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加上当时没有公开的发展和导弹研究的两项绝密任务，一共定了6项我国紧急发展的尖端科技。

　　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曾撰文评述，这是同期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规划，显示出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科技发展方面的雄才大略和卓越能力。

　　《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前完成时，中央又制定了第二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十年规划》）。

　　1963年，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规划》的汇报时,比此前更加豪迈：“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1958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2次会议，决定将国家技术委员会和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各地也相继成立地方科学技术委员会。

　　1961年4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时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的聂荣臻组织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科委拟定《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5天的时间搞科研工作；科研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贯彻由科技专家负责的技术责任制……

　　这一日后被称为“科学工作的宪法”的《意见》经批准，于1961年7月19日正式以形式下发，在自然科学界乃至整个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科技人员为之精神振奋。

　　苏联政府单方面地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撤退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严重的困难让广大科技人员反思以前过分依靠苏联的偏差，提出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口号。这一口号迅速成为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标志着我国科技事业进入了以自力更生为基点的发展阶段。

　　当第一颗爆炸成功的时候，曾风趣地说，应该发给赫鲁晓夫一枚一吨重的大勋章，以示“感谢”。

　　聂荣臻在回顾我国科技发展的经验时指出：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我们这个自力更生的方针，应当说是逼出来的，是一件大好事。

　　这个积贫积弱的新生共和国，在科技思想的指引和感召下，迅速集中和调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和资源，在很短时间内就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研发体系，迅速涌现出一批追赶世界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

　　这些在极为困难条件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改变了中国科技极其落后的状。